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个缩影，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一系列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志和典范。浦东从30年前的开发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遵循高起点、宽领域、全方位开放”思路，其开发开放不仅仅是项目、土地、资金等经济功能的开发，更是社会功能的全方位开发，是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城乡社区建设与发展为抓手，以居民的社会福祉和社会服务品质提升为目标的社会功能的全方位开发过程。
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伊始，社会事业发展和社会建设等诸多方面相对滞后，同时还面临着很多瓶颈问题。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等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功能“短腿”，不仅难以适应浦东新区快速城市化的需要，也严重制约了浦东的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管委会首任主任赵启正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就明确提出过“浦东开发是社会开发”，“是社会的全面进步”。比如，浦东新区成立之初就设立了“社会发展局”，全面负责规划和管理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科技、体育、民政、劳保和社区发展，承担了很多社会开发的政府责任。1995年费孝通先生在考察浦东新区时也曾指出，研究浦东是一篇社会学的大文章，希望社会学者多多介入到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洪流中去。
步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5年浦东新区成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后，浦东开发开放进一步突出了要“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目标，以发挥改革政策叠加效应为基点，以试点成功经验推广为手段的新型改革”。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顺利建设塑造和培育新型的制度体系和改革典范，其在改革的广度上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社会功能的开发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开放的深度上触及体制的许多内核问题，也是一次对社会功能全方位的再造过程。比如，随着浦东开发的快速推进，其在城乡发展和社区管理等方面产生了很明显的不平衡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浦东新区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重点，推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的改革，探索区镇管理体制改革，把城市管理社区的先进理念引入到农村地区，并选择川沙地区试点开展政社合作，建立社区共治机制和市民议政机制。在社会功能开发方面，不断在政策制定、制度建设和体系完善上下功夫，积极探索和推进社会功能全方位开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和完善了以便民为宗旨，以社区为依托，城乡融合发展、适度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面向公众、多元化投资、多层次发展、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体系。同时，以社区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社工为抓手，不断完善“三社联动”机制，把街道招商引资的职能剥离出来，建立了以民生为重点，以市民中心为基础的政府服务平台和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和一系列社会事业“管办评”的联动改革，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队伍，促进社会功能在体制机制、治理体系、服务内容、组织人才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开发和运用。
因此，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城市新区开发过程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各种土地、交通、建筑、项目等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招商引资等层面的开放，这主要是一个外化的物质基础的开发过程；二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条件、制度、社会心理等逐步变得越来越具有城市性特点的过程，这主要是一个精神文化与制度开发的过程。三是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个体素质、价值观念等逐步转向现代市民的过程，这是一个作为现代都市人自身开发和建设的过程。30年来，浦东开发实际上同时包含了物质基础的开发、文化与制度的开发和居民自身的开发三个层面，而且，第一个层面的开发主要表现为一种物质性的“数量”特征，而后两个方面则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文化性的“质量”特征。浦东开发实际上同时经历了由物质层面到文化与制度层面再到人自身层面的演变和双重跨越的过程，也是其长期以来坚持社会功能全方位开发理念和实践策略的一种结果。
文军，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周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