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大城市取消或放松落户限制，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超大城市也要大幅增加落户规模。这意味着，在大城市落户将会变得容易一些。对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以及想买房的外地人来说，都是一大利好。
政策看点
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最新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显示，超大城市为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特大城市为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2016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发布数据显示，4个超大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特大城市主要包括成都、南京、杭州、郑州、沈阳等，以省会城市居多。
4个超大城市之一：上海
《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到，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要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确保有意愿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全部持有居住证，鼓励各地区逐步扩大居住证附加的公共服务和便利项目。
具体项目包括：
教育 2019 年底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基本办学条件“20 条底线”要求，在随迁子女较多城市加大教育资源供给，实现公办学校普遍向随迁子女开放，完善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政策。
医疗 全面推进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提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线上结算率，推进远程医疗和社区医院高质量发展。
社保 扩大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范围，各地区要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
住房 持续深化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扩大公租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向常住人口覆盖范围。
这意味着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福利将大大向城市常住人口倾斜。
专家解读
*城市收缩在长期内或成常态
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提出“收缩型中小城市”，明确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是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长期专注中国城市群发展研究。他认为，在人口零增长和快速城镇化双重背景下，人口向大城市的集聚，代价是部分中小城市以人口为核心的要素的流失，城市收缩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常态。
城镇化
张学良教授的团队长期调查发现，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逐渐呈现连绵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大城市绝大多数属于非收缩城市类型，彰显出大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优势；而中小城市的收缩表现更为显著。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26.71%的地级/副省级行政单元发生收缩，且29.89%的收缩城市的市辖区出现了人口流失现象，集中分布于中国东北和长江经济带地区。在长江经济带地区，110 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52 座出现收缩，约占城市总量的47.27%；58 座处于非收缩状态，约占52.73%；84 个市辖区出现收缩，约占市辖区总量的26.42%；393个市辖县出现收缩，约占市辖县总量的51.98%，且收缩城市大部分分布于长江经济带北部地区。
张学良认为，区别于国外城市收缩的一般特征和动因，中国的城市收缩有着自身鲜明的特征。理性认识中国城市收缩现象，明确城市收缩的基本空间分布规律对于未来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规划的高质量实施具有重要的实践参考价值。
改革难点
谨防城乡一体化的诸多“陷阱”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说：“根据我的团队连续两年在上海市郊9个区2000份的调查问卷显示，53.8%的郊区农民并不愿意变成市民，一些已经转变身份的人甚至向政府提出，要求重新从市民变回农民。”
文军教授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在巨大的城乡差距背景下被迫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巨大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在公共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理论上讲，城市比农村更发达、更文明、更美好，从农民到市民应该是千百年来很多农民梦寐以求的梦想，农民市民化具有内在的驱动力，但是目前郊区农民的市民化却成了一个问题，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地方。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可以通过联姻、考大学、招工或者参军的方式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但现在这种路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户籍的转变、土地的流失、职业的转换、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制度安排的过程，由此生发而成的农民市民化也主要是一种“被市民化”的过程。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农业的比较效益下降，人口流动在加快，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文化场域也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很多人被迫外出打工，从而导致了农村的“空心化”趋势：人空、地空、财空、服务空。城市化在“城乡一体化”的口号下实际上存在很多“陷阱”，必须予以警惕。
文军认为，从农民“被市民化”的过程来看大概有三个阶段：一是职业的转换，二是地域的转移，三是身份的转变。职业的转换是个体选择和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地域选择和身份选择上，主要不是由农民个体来决定的。当我们完成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以后，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完成了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了呢？实际上，农民的行为和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等等都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还是原来的那个“人”，这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市民化。所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阶段，即通过角色转型和再造，才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
张学良教授也表示，应重视中国普遍存在的城市收缩现象，遏制与人口流失相悖的空间扩张趋势，着重关注人口流失背后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他认为，城市收缩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普遍存在，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引发持续的空间扩张，形成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的强烈对比，建议相关政府部门借鉴国际上“精明收缩”理念，优化而非逆转收缩城市，关注收缩城市潜在发展动力，优化收缩城市建筑和土地集约利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
“此外，‘持续的人口流失’是城市收缩的表面特征，城市收缩可能同时伴随生产效率下降、失业率升高、人力资本存量下降等问题，更加值得关注。”张学良提出，中国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劣于非收缩城市，预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不足。未来应对城市收缩可以从优化财政收支、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和应对人口老龄化着手，同时应结合微观统计数据，研究与企业生产和居民消费相关的经济发展活力，及时发现城市衰退的趋势，未雨绸缪。
延伸阅读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文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城镇化不仅是指城市数量和人口数量的逐步增加、城市空间的不断扩张，而且还包含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以及从农民到市民的群体角色的转变。因此，一个完整的城镇化过程实际上应该同时包含人口转移、空间扩张、社会转型和角色转变等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前两个方面是物质和技术层面上的城镇化，后两个方面则是社会文化和个体层面上的城镇化。只有在这两类属性的城镇化同时推进的情况下，城镇化的动态平衡才能长期被维持。
事实上，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中国城乡分治制度人为地把城乡人口划分为“农民”和“市民”两大社会群体，其不仅在空间上把农民禁锢于乡土之中，而且在社会基本权益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即使是那些移居城市多年，已经有固定住所和稳定收入的农民，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管理体制之外，无法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之中，使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之中出现一个难以逾越的双重“二元性”的矛盾。这不能不说是制度设置给农民工群体带来的严重影响。
城镇化
城镇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类生活创造更美好、更有效的生存环境，使得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更加融合。因此，面对“物”的城镇化所带来的日益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重建城镇化的社会意义，以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走新型城镇化之路。在城镇化建设中，“人”始终是最为关键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没有人口的集聚，就没有城市的构成，城镇化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体现在作为主体的“人”的身上。
只有城市社会更加和谐、融洽了，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生活更加美好了，才能最终体现人类社会城镇化的功能与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城镇化应该着重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和服务精神，重视具有城市内涵的“质”的建设和“人”的自我建设，通过各种“质”的建设来提升城市人的品位和生活质量。
来源：新民晚报金海岸工作室
编辑：周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