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个体被群体的文化影响的感觉，有助于引导主体为所属群体的文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普遍增强民众对长三角的文化认同可能成为深入推进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文化认同是欧盟深化区域合作的重要基础
欧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合作组织。自1951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实行共同农业政策，到1968年实现关税同盟、1993年基本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再到1999年率先在11个成员国启动欧元、实现货币联盟以及在2004年25国共同签署《欧盟宪法条约》，欧盟的国家间合作层次不断上升，各民族国家逐步向区域合作组织让渡更多主权，而其中许多重要条约还必须经过各成员国的全民公投，这都需要得到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意支持，而欧盟由最初六国扩大到28个成员国，也折射出文化认同的强大吸引力。
由于欧盟是个跨国、跨民族的一体化组织，研究显示，其中的合作搁浅大约只有30%是由于技术、资金或者战略方面的问题，其他大约70%都主要源于跨文化沟通的障碍或者说文化认同问题。
因此，欧盟各国一直重视增进文化认同。欧洲之父让•莫内也曾强调，“如果能重新做起的话，我将从文化入手”。为增进对欧洲的文化认同，欧盟不仅合力塑造了盟旗、盟歌、护照以及“欧洲日”等共同的文化象征。通过“欧洲电视电影节”、“视听尤里卡计划”、“无疆界欧洲”等计划创造了联盟内部无壁垒的视听空间。欧盟还将“欧洲的维度”引入教育，通过“苏格拉底”计划和“列奥那多”计划，增进欧洲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增进对明日欧洲人的心灵塑造。
通过增进对欧洲的认同，欧盟不仅培养了公众对其归属感，夯实了一体化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更重要的是，增进了个体利益、民族国家利益与其他成员国利益认同的一致性，从而弥补了功能主义道路的不足，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矛盾，提升了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欧盟东扩提供了基础和动力。
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文化认同不仅有助于消除一体化进程中的障碍，也是一体化深化的重要成果，对一体化的巩固和未来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2016年6月23日，在英国就是否“脱欧”进行的全民公投中，3300多万（3355.1983万）有效投票有52%（51.9%）支持退出欧盟。这从另一侧面表明，区域经济合作迫切需要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民意支持。
相关分析显示，脱欧派最终胜出的原因很多，从对布鲁塞尔官僚的不满到对欧盟经济羸弱的担忧，再到愈演愈烈的移民问题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幅削减，但真正促成退欧结果的，主要还是民粹主义者借助发达的社交媒体，放大了人们的不满，从而促成了“疑欧”主义的盛行。
投票结果出炉后，部分英国民众的反悔则表明，当持有非主流观点的一小撮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现出意志的坚定性、主张的一贯性和态度的强烈性时，就可能改变已有的公共舆论导向，从而使很小众、非主流的议题或主张发酵成裹挟全民的大事件。
也就是说，民众的文化认同不仅对一体化进程有重要影响，而且它是可以被引导和建构的。为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层次的提升，很有必要引导民众增进文化认同，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
长三角区域合作进程的深化需要增进文化认同
自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长三角区域合作业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并在政府间协调机制建设以及跨省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
但作为一国内部、具有同源文化基础的地区间合作，其在投资、市场、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网络以及生态环保等方面的一体化都还处于较低水平，经济金融的地区封锁、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中的同质竞争以及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以邻为壑时有发生，区域合作难以取得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带来的经济福利，无论民众或地方政府都还不够满意。
与欧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对文化认同的高度关注不同，长三角区域间合作的相关研究很少关注文化和文化认同的价值。但欧盟的经验表明，一体化首先是一个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文化认同则是最具稳定性的集体认同，它不仅能为民众接受跨区域政治、经济统一奠定心理学和文化学的基础，也是一体化克服复杂利益矛盾不断深化的保障。否则，一体化就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相关举措一旦遇到哪怕是很小的利益矛盾就难以落地。
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下称《规划》），长三角地区需要“以建设统一大市场为重点”，“推动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公共服务统筹协调、生态环境联防共治”，创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长三角模式”，这就对实质提升长三角地区的一体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就必须啃下许多区域间利益关系协调的“硬骨头”，必须更广泛地赢得民众的关注和支持。这应该也是《规划》首次提出要“增强公众对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认同感”之深意所在。
虽然不需要像欧盟那样必须克服国家间合作面临的主权难题，也拥有吴越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源基础，但长三角一体化合作中面临的许多经济利益矛盾仍然需要增进民众对合作区域的文化认同，以降低区域经济合作的法制风险、经济风险与经营风险，降低跨地方投资、创业的磨合成本，增强区域凝聚力，动员尽可能多的资源服务于整个区域的共同发展。
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还处在以政治合作推动经济合作的发展阶段，与欧盟以经济合作推动政治合作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更需要普遍增进民众对区域间经济合作目标、路径和影响的共识，让民众对区域合作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有追求、有信心。
增进长三角民众文化认同的现实基础和重点工作
长三角地区地理环境相似、文化同源，具有构建区域文化认同的良好历史基础。同时，经过三十多年的地方政府间合作，长三角一体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民众知晓。
2016-2017年，笔者曾围绕“认同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作用”，在长三角部分城市的中心城区进行了现场的问卷调查，共计发放和回收问卷1122份（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分别为225份、376份、369份、152份。
结果显示：
各地受访者对长三角一体化的知晓度总体较高，但关于长三角的地域范围，各地认知差别较大；
各地民众对长三角一体化合作的期盼基本一致，医疗是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江苏受访者对长三角合作的期盼度较高；
促进产业合理分工是民众对长三角合作价值最关注的环节，政府作用被认为对长三角合作的影响最大，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对长三角合作的负面影响受到较多关注；
虽然民众普遍认为长三角合作有利于各个城市的发展，但民众对所在省、市发展的关注更大；
受访者对长三角的地方感水平总体较高，但安徽受访者的地方感水平明显较低；
在地方感各个维度中，相对而言，地方感知的水平更高，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的水平较低。
总的看来，民众对长三角的文化认同度远低于对所在城市的认同度，更希望区域合作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应该是长三角合作举措只要涉及地方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就难以落实的内因。
同时，研究还发现，年轻、高学历、高收入者对长三角和长三角区域合作的认同度和关注度更高，他们更希望通过区域合作推动整个区域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服务水平提升。
目前，在民众看来，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目标仍不够清晰，以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劳动地域分工优化的共识远未形成，由于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权责过大，即使在各省内部也存在较明显的诸侯经济现象，居民、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较少有机会感受到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实惠，因而也较少实质参与和推动区域合作的深化。
而由于缺乏对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认同感、归属感，大多数地方、企业和居民都倾向于推崇地方、企业和个体的利益，忽视整个区域经济社会文化的持续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因而投资、消费、环保等领域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区域经济合作的收益很不明显。
这就要求积极增进民众对长三角区域的文化认同，引导居民乐意以长三角人来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从而倾向于以积极的言行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做贡献，并在长三角这一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获得安全、轻松、愉悦的正面情绪。
为此，建议各地政府加大对长三角文化和区域合作的宣传力度，鼓励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引导民众对长三角区域合作的主导目标和福利影响等形成共识，尤其要做好对中老年、低收入、低学历群体的区域合作知识教育，破除他们对区域合作的误会。
同时，可以借鉴欧盟的做法，合力塑造长三角共同的文化象征，建设长三角地区无壁垒的视听空间，并将“长三角的维度”引入学校教育，以增进对明日长三角人的心灵塑造。这将为长三角的区域合作深化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更好协调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关系，推动各项一体化举措取得实效，从而为成功创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长三角模式”创造有益的文化环境。
（作者孔翔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卞继超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