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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报道江苏省拟优化化工行业的规划布局，大幅压减沿长江干支流两侧1公里范围内、环境敏感区域、城镇人口密集区、化工园区外、规模以下等化工生产企业。
到2020年底，江苏省化工生产企业数量或减少到2000家，化工园区或由50个减少至20个左右。据公开资料，2017年江苏省化工企业超过5000家，全省化工产业收入达两万多亿元，全国排名第二。
4月7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中国化工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线上讨论，共收到了50份建议，分别来自高校学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管理者、投资人士等。
通过分析这50份建议，我们发现要求加强政府管理的建议最多，建议中还包括分类管理化工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员工专业素质等。此外，不能对化工园区一刀切，一关了之的呼声较高。
关闭化工业不是源头治理
华东理工大学伏玉林教授指出， “一刀切”关停化工企业不符合效率原则。
南京大学高传胜教授认为，应该建立起长效的整体性治理机制，而不是头痛医头、临时抱佛脚的管理方式方法。
从源头治理，也是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闫浩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不是简单的关闭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也不是简单的划定化工企业与居民区。关闭企业和划定距离只是污染源的空间位移，不是源头治理。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吴跃农指出，要改变出现某一企业安全问题就对所有企业邪恶标签化、一闭了之的看似严厉实质懒式管理，将安全生产贯穿于政府监管、生产监理的全过程，全面提高化工产业的安全责任和规范约束，靠专业生产制度管理安全，而不是事后通过行政命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除了学界表达了不能一刀切的观点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界人士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江苏省统计局王思彤第一句建议是：不能因为化工业是高危行业就一关了之。
宁波自由职业者楼稼平说，园区化生产是适应工业企业多种所有制、不同产权主体的产业布局方式。关闭化工园区，极可能导致民营主体大规模退出化工产业，在生产方式上退回大而全的单一企业模式，最终产生竞争不足所带来的低效、高价局面。
他进一步指出，化工产业的园区化仍然是必须的，响水事故反映的是园区管理问题，而不是某个化工企业的问题。企业进入了一个监管缺位、管理不善的园区而出现问题乃至发生事故，不只是单个企业的责任，所以，简单地关闭园区，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本问题。
徐工集团刘建森表示，提高行业标准，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但是不应该一关了之。
建议中多数观点认为，化工园区不是不能关，但是要分类管理，要给企业留时间和空间。
淮海工学院孙军强调，应该严格标准，给予一定的整改期限，若仍没有达标，坚决关闭。
南京审计大学姜德波认为，一方面需要强化前端治理，推进化工产业投资的规模化，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末端治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以强力手段，强制关闭达不到环保和安全标准的小化工企业。对于现有能够达标排放的中小化工企业，也要鼓励骨干企业对其兼并重组，实现规模经济经营，既有利于达标排放，也有利于企业掌控定价权。
4月8日召开的江苏省常委会也提到对化工产业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会议指出，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企业、园区必须关闭，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园区必须关停，对落后低端企业必须淘汰。对符合安全生产、环保标准的企业要支持技术改造、支持配套产业、支持完善产业链。
环境部南京环科所鞠昌华在建议中指出，对于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科技支撑、金融支持、教育支持、平台支持及标准倒逼都很重要，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措施，而是要客观、科学地给予企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时间和空间。
一是时间，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行业转型升级，尤其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更需要时间，对现有企业分类指导，具体到不同的小行业、不同企业，主管部门一定要有耐心，某种程度上安全问题也与一些政策出台不够耐心有关。二是空间，不能一棍子打死，做好企业园区防护距离内拆迁工作，在园区内给它们提供好发展空间。
上述江苏省常委会上强调，要保持有关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办。
加强政府管理：统一标准、提高准入门槛
加强政府管理的建议，既有来自学界的，也有来自企业，还有政府部门。
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包卿、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申可善都提出要在安全标准、排放标准、用地用能指标的评价上实现统一标准。
暨南大学林学军提到，要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不达到污染排放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者不准生产。南京大学刘志彪也认为，需要设置较高的投资额度准入门槛。
管理过硬，就是政府部门严格按标准进行化工项目审批，化工企业严格按操作流程进行内部管理。上述建议来自江苏省统计局王思彤。
闫浩则认为，第一,坚持产业政策去地方政府化。国家制定的排放标准，地方政府必须执行，可以提高标准，不能降低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第二,在太湖、长江等重要水体和人口密集城市与区域，执行环保排放标准的同时还要执行总量控制标准，防止虽然都是达标排放，但由于经济密度高而导致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进而造成生态系统崩溃（如太湖蓝藻事件）。
在这类建议中，楼稼平说的很中肯。
他指出，化工产业更需要园区化，所以，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需要化工园区设置与监管的转型升级，或者说化工园区的转型升级及其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及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楼稼平认为，化工产业园区，除了可由地方政府主办，更应提倡同业协会主办的方式，以解决监管的专业技术问题。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关闭园区，而是应当启动重新整合园区的行动，把不当设立于某园区的企业转移到相关园区内。这样，才是既吸取响水教训，又尽可能保护江苏化工产业不受无辜伤害的正确之道。
对化工企业分级分类管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郭进提出，用沿海化工带取代沿江化工带、对化工产业园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从规划和环保的源头解决产业集聚不足、产业园区产品配套不足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曾刚教授认为，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化工区与生活区比邻。从德国化工集团及园区的发展经验出发，对于化工区的柔性调控是关键，与生活区邻近的化工企业绝不姑息。一是对化工区应采取系统多远的监控管理体系，通过数据集成分析进行风险评估；二是对于化工企业生产过程要进行动态监控管理，一旦出现安全隐患，可及时反应；三是化工园区应对社会开放，既可以宣传企业形象，让公众了解化工企业并不可怕，又可以借助社会智慧监督企业生产安全以实现高质量且安全的发展。
曾刚进一步指出，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视角出发，调整产业产略布局，细分领域和定位，以实现安全高效发展。
郭进提出了细分化工产业后的管理对策。如，在石油化工方面，围绕汽车、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等部门的终端需求，重点发展新型绿色石化产品。
在煤化工方面，加快推进煤制气、煤制油、煤制烯烃等国家示范工程的成果转化应用和复制推广工作，以新项目的建设，带动传统煤化工产业的调整、转移和升级。为此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对原料供应地、产业迁出地的补偿机制，完善产业跨区域搬迁的利益平衡机制和煤化工产业升级的激励机制，以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促进产业尽快升级。
在化工新材料方面，中国仍有大量的技术短板和发展空白，需要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强化“产学研”的协同机制。
南京大学刘志彪也支持分类处置：第一，对容易造成污染但是相对安全的化工企业，要集中园区化，便于规模化处理废水、废气、固废（简称“三废”），否则积聚在园区反而风险更大；第二，对有生产安全隐患的化工企业，要设法搬迁到远离城市和人口集聚的区域，按发达国家的经验，最好是配置在远离城市的海岛上；第三，对一般特性的化工企业，总体上应该要求大型化发展，只有大企业才便于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处理污染和保护环境。
伟机投资的蔡汉东指出，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措施是提升安全生产能力和对“三废”处理。在安全生产方面，逐步用工业自动化替代人工。“三废”处理中固废（包括危废）处理的难度相对高，目前一般采取暂存、填埋、无害化处理以及回收利用几种方式，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往往因为处理技术、运输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高而难以推行。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从治理环节上倒逼企业自我约束，节能减排和自行处理三废；一方面要对企业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着力引进和培育处理三废的公司与企业共同治理三废。
来源：澎湃